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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里的发现和在所谓的工作日里生产和发表的成果同样有价值和值得尊重。

在无论哪种情况下，发现者将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助手们，如果他们正在加班工作，或者告诉他的家人，如果他们恰好就在身边，要是没有香槟，就用一瓶在冰箱里等待着这一刻的起泡酒来庆祝，他相互祝贺，记录下这项专利细节，而生活，再一次展示了灵感、天才和偶然性，在显现自身时并不选择时间和地点，随后镇定自若地继续向前。

也有十分罕见的情况，由于发观者独自居住、没有工作助手，竟至找不到哪怕一个人分享向世界馈赠一缕新的知识之光的快乐。

更为奇特，更为凤毛麟角，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乃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的情形，他不仅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发现了那个是他活的镜像的演员的名字，还得千万小心不能泄露这个秘密。

事实上，难以想象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此刻跑过去打电话给他的母亲，或者玛利亚·达·帕斯，或者教数学的同事，因兴奋而颠三倒四地告诉他们，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家伙名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如果在他的一生里，有某个秘密他想严密保守，以至没有人甚至会猜想到它的存在，那么就是它了。

出于对其后果的恐惧，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被迫，或许是永远，对其调查的结果三缄其口，无论是如今累积的第一阶段的成果，还是未来将要实现的后续成果。

他同样受到约束的是，至少在星期一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他知道那个人名叫丹尼尔·桑塔-克拉拉，但是这无异于知道某颗星星名叫毕宿五，除此之外对它一无所知。

制片公司今明两天不上班，也无需通过电话联系，最好的情况无非是警卫员接了电话，后者只会说，星期一再打来，今天不上班，我想，对于一家电影公司来说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在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里他们都在拍摄，尤其是在春天和夏天，以免错失了阳光璀璨的时辰，为了试图延长谈话，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辩解说；这事儿与我无关，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以内，我只是一名保安人员；一位有见识的保安人员应该知道一切；他们并没有付钱让我知道一切；真遗憾；您还有什么事吗，那人将不耐烦地问；至少，请告诉我谁掌管着演员们的个人资料；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是一名警卫，星期一再打电话来，那人气急败坏地重复道，如果他尚未从嘴里吐出几句被来电者的粗鲁所激励的脏话。

坐在电视机前的扶手椅上，被影碟包围着，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自己承认，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等到星期一才能给制片公司打电话。

他一边说，一边感到胃部一阵收紧，仿佛突如其来的恐惧。

痉挛很快消失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颤栗持续了好几秒钟，仿佛低音提琴的琴弦不安的振动。

为了不再沉思对他而言仿佛某种威胁的事物，他自问这个周末的其他时间能做点什么，今天剩下的时间和明天整整一天，如何填满这些空虚的时辰，一种手段是看完那些尚未被观看的电影，但这样做并不会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他将仅仅在别的角色里看到自己的脸，谁知道呢，也许是一位舞蹈教师，也许是一位消防队员，也许是赌台主持人，也许是小偷、建筑师、小学教师、正在找工作的演员，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话语，他的姿态，直看到恶心。

他可以打电话给玛利亚·达·帕斯，请她过来看他，如果今天不行，就明天，但是这简直就是作茧自缚，一个自重的男人不会请求女人的帮助，即便她并不知道他是在寻求帮助，而在完事之后又将她送走。

正在此时，一个跟在其他更幸运的念头后面探过几次脑袋，却始终没有获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注意的念头，终于突然之间挤到最前排，如果你去查询电话簿，它说，你将知道他住在哪里，无需询问制片公司，甚至，如果你准备好做这件事，你可以去看看他居住的街道，他的家，当然，你需要化妆前往，这是最基本的审慎，不要问我化妆成什么人，这是你的事。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胃部再次痉挛，这个男人拒绝理解情感是富有智慧的，情感关照着我们，明天它们会提醒说，我们对你发出过警告，但是在当下，十有八九已经太晚了。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手捧电话簿，颤抖着寻找字母S，前前后后地翻动册页，就在这里了。

有三个人姓桑塔-克拉拉，但是没有一个人名叫丹尼尔。

巨大的失望。

一项劳神耗时的寻找不应该就这样结束，那容易得有些荒唐了。

事实上，电话簿一直是私家侦探或只掌握着基本线索的街区警察调查的首要工具，一种能将可疑的细菌置入调查者视野的纸质显微镜，但同样确定的是，这种定位身份的方法有其麻烦和缺陷，即那些重名的人、冷漠的答录机、机警的沉默，以及经常的、令人灰心丧气的回答，这位先生已经不住在这里。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第一个，从逻辑上讲，正确的想法是，这位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并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电话簿上。

一些有影响力、地位显赫的人物，会采取此种举动，这被叫做保卫他们神圣的隐私权，比如，商人和金融家会这么做，一流的政客、影视界的恒星、行星、卫星和流星们会这么做，天才而好深思的作家们会这么做，足球名将，F1比赛的赛车手们会这么做，来自顶级或中级时尚圈的模特们会这么做，来自低级时尚圈的模特们也会这么做，并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擅长多种犯罪技能的罪犯们也偏爱匿名的严谨、慎重和谦虚，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为他们抵御危险的好奇。

在这些情况下，即便他们的壮举让自己变得声名卓著，我们可以肯定绝不可能在电话簿里找到他们的姓名，然而，既然丹尼尔·桑塔-克拉拉，就我们目前所知，并不是一名罪犯，同样也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疑惑，一位电影明星，除了和后者属于同行之外，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姓桑塔-克拉拉小组的原因，注定要引起强烈的困惑，而只有沉思才能将我们从这困惑里解救。

这正是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彼时在做的事情，彼时我们，正以应受到谴责的轻佻，考察上述人群的社会学类型，这些人在内心深处，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个特别的、机密的、隐而不宣的电话簿上，另一种登载着现代社会贵族新形式的欧洲王族家族年谱（AlmanachdeGotha）。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得出的结论，即便再明显不过，却并不因此便不值得赞赏，因为它显示了最近几天折磨着历史教师的大脑的混乱尚且没有阻碍一场自由而公正的思考。

的确，电话簿上没有丹尼尔·桑塔-克拉拉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在电话簿上的三个人与电影演员桑塔-克拉拉之间没有一种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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