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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对她说，他在那里可能还要待一段时间。

但电话铃没响。

我们面对面坐着，一声不吭。

“我还能等到他回来？”

“只要您想等到……”

房间里已是一片昏暗，我站起来去开灯。

她看到我要按开关，就对我说：

“不……别开灯……”

我回来又坐在长沙发上。

我感到她已忘记我在这儿。

然后，她朝我抬起了头：

“我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他十分嫉妒，如果看到这里有灯光，可能会来按门铃……”

我仍然默不作声。

我不敢向她提出可以由我去开门，并向这位可能的来客解释说摄影室里没别人。

她仿佛猜出了我的想法，就对我说：

“他会把您推开，并进来核实我是否真的不在这儿……甚至会把您的脸打伤……”

“他是您丈夫？”

“是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冉森请她到这个街区的一家餐馆吃饭。

她丈夫偶然看到他们。

他直接朝他们的餐桌走来，用手背打她耳光。

两记耳光，把她的唇角打出了血。

但在冉森出手干预之前，他已走开。

他在人行道上等候他们。

他在他们后面跟梢，离他们很远，沿着把蒙帕纳斯公墓分成两半的那条街走，街道两边是漫长的树木和围墙。

她跟冉森一起走进摄影室，她丈夫站在门外，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心里在想，自从那次不愉快的遭遇之后，冉森要跟她见面，就会感到犹豫不决。

他是如此的冷静和洒脱，我在想，他那天晚上心里又会感到怎样的不安。

她对我解释说，她丈夫比她大十岁。

他是哑剧演员，在当时所说的“左岸”

酒吧演出。

我后来看到过他两三次，他下午在弗鲁瓦德沃街熘达，想看看妮科尔有没有从摄影室出来。

他神色傲慢地看着我。

他头发棕色，身材高大，风度浪漫。

有一天，我朝他走去：“您在找一个人？”

——“我找妮科尔。”

这声音像在演戏，稍带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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