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4页）

据《邮报》说，她的父母几年前死于飞机失事。

马克·萨拉·甜心唯一活着的亲人是她哥哥，阿德里·布劳斯坦，他做珠宝批发生意，住在福理斯特希尔，办公室设在西四十七街。

他仍在国外，目前还没人通知他甜心的死讯，他弟弟的死讯？还是他妹妹的？对变过性的亲人该怎么称呼？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会怎么看待变成妹妹的弟弟一个晚上连接数位嫖客？甜心·布卢的死对阿德里安·布劳斯坦有何意义？

对我又有何意义？

任何人的死都损及于我，因为我与全人类息息相关。

任何人的死，任何男人、女人、变性人的死。

但他们的死真的损及于我吗？我是真的关心吗？

我可以感觉到点三二的扳机在我指下颤动。

我又点了一杯咖啡，读起另一则报导：有个年轻的士兵休假回家，在布鲁克林路边篮球场和人临时玩起斗牛。

某个观赛者的口袋掉出手枪，落地时走火，子弹击中这名年轻的士兵，他当场毙命。

我从头到尾又看一遍这个报导，坐在那里摇了摇头。

又多一种死法。

老天，还真有八百万种死法，不是吗？

当晚八点四十我溜进苏荷区王子街一家教堂的地下室。

我盛杯咖啡，找位子时，环视房内看见简坐在哪里。

她坐前排靠右。

我坐后排，靠近咖啡机。

演讲的女人三十多岁，酗酒十年，最后三年浪迹在充斥廉价酒馆、旅社的鲍厄里街靠乞讨和擦车窗买酒度日。

“就算在鲍厄里街，”

她说，“也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

有些人随身携带刮胡刀和肥皂，我马上被吸引到另一批人中间——那些人从不刮脸，不洗澡，不换衣服。

我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在说：‘丽塔，你跟他们臭味相投。

’”

休息时间，我在简往咖啡机走时拦住她。

她似乎很高兴看到我。

“我正好在这附近，”

我解释道，“而且看看又是聚会时间，我想到也许可以在这儿见到你。”

“噢，我固定来这儿聚会。”

她说，“散会后一道去喝咖啡，好吗？”

“当然好。”

—棒槌学堂·E书小组—

结果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围坐在西百老汇大道一家咖啡店的两张桌子旁。

我没认真加入谈话，也没注意听人讲话。

最后招待分给每人一张账单。

简付她的，我付我的，然后我们两人便朝着她闹区的住所走去。

我说：“我不是刚好来这附近。”

“我还纳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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