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5页）

“探长，请您再仔细想一想。

甚至只要想出在哪一区也行。

比方说，是不是在公共租界里头。”

他又想了一会儿，接着再度摇头。

“那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这脑筋，它不是很正常。

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连前一天的事都记不住。

不过，我还是会再想想，看能不能想得起来。

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一觉醒来就想起什么也说不定。

班克斯先生，实在很抱歉。

但此时此刻，我什么事也记不得。”

等我回到公共租界，已是傍晚。

我相信我在房里花了一个钟头左右，重温我做的笔记，想把跟老警探会面的失望抛诸脑后。

八点过后我才下楼吃晚餐，在那华丽的餐厅里，坐在我常坐的角落。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胃口不太好，我才想丢下主菜不吃，回楼上工作去，这时候侍者却送来莎拉的纸条。

此刻我把纸条拿在手上。

不过是张没有格线的白纸，上头潦潦草草写着几行字，上半张已经撕去。

她写下这些话，恐怕未经斟酌；上头只写着要我立刻到三四楼楼梯间的平台去见她。

如今回头看这件事，跟一周前在托尼·凯瑟克先生家发生的那桩小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要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她可能根本不会写这张纸条。

说来奇怪，侍者刚递上纸条时，我并没有多想；我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召唤我。

我得在这里说明一下，自从在鸿运宫的那个晚上之后，我又遇到她三次。

其中两次有旁人在场，我们只打了个照面，几乎没说什么话。

第三次也一样——在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家的晚宴——我想我们又是在公共场合，所以几乎没有交谈；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在那里的相遇，可说是某种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到得迟了些，等我被领进凯瑟克先生宽广的花房，六十多位宾客早已在树荫下与藤蔓间的几张桌子边坐定。

我看到莎拉在房中远处——塞西尔爵士没来——不过我看得出她还在找自己的座位，因此我并不打算走过去。

这种场合里，宾客们似乎都遵守上海另一个特有的习俗，那就是甜点一上——甚至还等不及好好吃完——就离开原先排定的座位，四处找人交际。

毫无疑问，我心想等这一刻到了，我就可以过去跟莎拉聊聊。

然而等到甜点终于上桌，我却给坐在我身边的女士缠住了，她想跟我解释中南半岛政局的细节。

我才甩掉她，主人却又站出来宣布“余兴节目”

的时间到了。

他接着介绍第一位演出者——有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从身后的桌位走出来，到众人面前朗诵一首有趣的诗，显然写诗的人就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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