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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首要任务，便是将那些将要送还影碟店的影碟包裹成两小包。

接着，他将剩下的影碟码放整齐，用绳子捆好，放在卧室的一个橱柜里，妥善锁好。

他有条不紊地撕去了所有写着演员姓名的纸页，同样也撕掉了信件的草稿，这封信被忘在上衣口袋里，还要等几分钟才能踏上它的旅程。

最后，仿佛他有不容争辩的理由消灭自己的指纹似的，他用一块打湿了的抹布将客厅里这几天以来他触碰过的家具全都擦了一遍。

同样被擦去的还有玛利亚·达·帕斯的指纹，只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想要清除的表面痕迹，既不是他的也不是她的，而属于那个在第一天晚上将他粗暴惊醒的神秘在场。

没必要提醒他类似的在场只存在于他的脑海里，一个已被忘却的梦境产生的精神焦虑将它创造了出来，没必要暗示他说，这不过是对红烧肉消化不良而引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没必要，终究，以最基本的理性，对他展示，即便接受这个假设，即精神的产物在外部世界里拥有某种物化能力，我们也坚决不能承认，旅馆接待员的电影形象的一个不可见亦不可触摸的在场，会在整间屋子里涂抹汗涔涔的指纹。

据我们所知，精灵是不会流汗的。

完成之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穿好衣服，抓起他的教师公文包和两个包裹，离开了家，他在楼梯上遇到了楼上的女邻居，后者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说不用了，女士，非常感谢，接着，轮到他发问，他想知逍她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她回答说，就这样，一如既往，并且，她听见他在用打字机工作，而他说，或迟或早，他会下决心买一台电脑，因为这东西至少是安静的，而她却说打字机的声音并不让人讨厌，反而像是陪伴。

由于今天是清洁的日子，她问他会否在午餐以前回来，他回答说不会，他会在学校里用午餐，并且下午才会回家。

他们相互道了再会，意识到女邻居充满同情地看着他笨拙地提着两个包裹和公文包，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一边走下楼，一边警惕着往何处下脚，以免在慌乱中跌倒并羞愤而死。

汽车停在邮筒的对面。

他将包裹放入汽车后备箱，然后再返身回来，从口袋里取出信件。

一个飞奔而过的顽童不小心猛地撞入他怀里，信件从他的指尖跳脱，落在了人行道上。

男孩几步之后停了下来，请求原谅，但是，也许是害怕受到训斥或惩罚，他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走过来捡起信件放回寄信人手里。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做了一个宽容的手势，表示他接受了道歉并原谅了男孩，然后弯身去拾那封信。

他想到可以和自己打个赌，把这封信留在原地，将他的命运和它的命运同时交托给偶然性。

也许，下一个路过这里的人会捡起这封遗失的信件，发现上面贴着邮票，于是，像一个优秀的公民那样，将信件小心翼翼地投入邮筒，也许他会撕开信封，看看里头装着什么，读完以后又把它扔掉，也许他根本不会注意到它，并且还漫不经心地踩上一脚，在这剩余的一天里它将遭到更多人的践踏，愈来愈皱，愈来愈肮脏，直到有人决定一劳永逸地用鞋尖将它踹入下水道，在那里，它将会被清洁工找到。

他并没有打这个赌，信件被拾起来，投入邮筒，命运的车轮终于开始运转。

如今，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要去到影碟店里，和雇员一同核对包裹里带来的影碟，以及除此而外，那些他留在家里准备买下的影碟，他将付该付的钱，并且有可能对自己说，他将再也不会走进这家店。

终究，令他欣慰的是，那个客套的雇员并不在场，接待他的是那位新来的、没有经验的姑娘，因此，尽管顾客的心算能力在结账时再次发挥了作用，手续还是拖延了许多时间。

女雇员问他是否还需要租赁或者购买别的影碟，他回答说不用了，他的研究已告结束，他这样说时，并没有想到当他发表那通在所有和任何电影叙事里都存在意识形态痕迹的著名演说时，这位姑娘并不在场，当然，这些意识形态痕迹也能在第七艺术的伟大作品里找到，但它们更多出现在寻常的产品里，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二级或三级影片，它们却是传播意识形态最有效的工具，因为会在精神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捕获你。

在他看来，这家店比起他第一次进来时似乎要小了许多，才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确让人难以置信，这么短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居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此刻，他觉得自己仿佛飘荡在某种不确定的地界，某条连接天堂和地狱的走廊，这让他有些惊骇地自问，我从哪里来，此刻又要向何处去，因为，根据现行的观点，从地狱被带向天堂与从天堂被推下地狱对灵魂来说可不是同一回事。

当他开着小汽车往学校的方向行驶，这些末世学的反思被另一类比所取，这类比来自自然史的昆虫学分支，让他将自己看成一只深居简出，正在经历秘密形变的蝶蛹。

虽然自从起床之后他一直心情沉郁，此刻却因为这对比而微笑了，他想，这样的话，我进茧时是只毛虫，出来时便是蝴蝶了。

我，蝴蝶，他嘀咕道，这回真是什么都见识过了。

他将小汽车停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看了一眼手表，仍有时间喝杯咖啡，浏览几份报纸，如果还有闲余的报纸的话。

他知道自己没有仔细备课，但是这些年来教书的经验将弥补这个过失，他曾经不得不临场发挥，而没有人感觉到任何异样。

他绝不会做的事情是走进教室，向着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掷出一句，今天做随堂测试。

那将最一种不忠诚的行为，一个拿餐刀者的暴政，这个人随心所欲地使用餐刀，根据情形的变幻无常和一贯的私心偏好把奶酪切成厚薄不一的形状。

当他走进教员休息室，发现角柜里仍有闲置的报纸，但是，要走到那边去，必须路过一张摆着咖啡杯和水杯的桌子，有三个同事正坐在桌前谈话。

他不大可能就这么漠然地走过去，尤其因为其中一个同事便是他的朋友教数学的老师，而他却对数学教师亏欠着如此多的理解和耐心。

另外两位一个是教文学的年长的女教师，一位是年轻的自然科学教师，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和他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友情。

他对他们说了上午好，问道是否能够和他们坐在一起，然后，不等回答，便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对于一个不清楚此地风俗的人来说，如此做派十足缺乏教养，但是教师休息室里的交往礼仪，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并不是写下来的成文规定，却建立在坚实的共识基础之上，既然没有任何人想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最好跳过众口一词的允准的合唱，其间有些是真诚的，有些不那么真诚，但事情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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