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毒面具

克莱姆得早点出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顺道取防毒面具，其他人则在一点半去，希望午餐时段人没那么多。

可能确实没那么多人：但即便如此，等候的队伍仍很长。

他们有一大群人——密涅瓦夫人和保姆南妮；朱迪和托比；苏格兰厨娘艾迪太太，她身形清瘦，如同冬日里的山杨；还有格莱迪斯，她是新来的客厅女仆[16]，长得很漂亮，梳着复杂的发型。

他们六个人——也可以说是七个，如果算上托比的泰迪熊的话，这只泰迪熊几乎从不离开托比身边，特别是如果有好事发生。

对孩子们来说，甚至对成人更是如此（这既令人宽慰却又十分危险），任何一种刺激都可以算作一桩趣事，哪怕是痛苦如折断胳膊，或是可怕如见证车祸，抑或恐怖如黄昏时分在灌木丛里玩捉迷藏。

在1914年8月，那时密涅瓦夫人自己都还算不上是成年人，但她清楚地记得，妹妹眼中闪烁着光芒，大声疾呼道：“太棒了！

我参与战争了！”

但这次她坚信，不管怎样，早已有人告诉像维恩和朱迪那么大的孩子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作战的双方是谁，并且也以令人感动且震惊的成熟态度讨论过战争。

若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这真滑稽，人们仍极尽委婉之能事，尽量回避说“若战争发生”

）——若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这些孩子至少知道我们反抗的是一种理念，而非一个国家。

这和上一代不同，那时成人让孩子去花园玩耍，把他们关在焦头烂额的秘密会议之外：紧接着，他们就突然一头栽进人人允许的荒谬行为之中，抵制格林童话和蓬头彼得[17]，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亲戚里的德国老小姐，面对初生的德国腊肠犬就好像虔诚的女信徒逗弄女儿的私生子，带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怜爱之情。

但这次，不能再让这些荒谬行为——或滋养这些行为的看法——变成现实。

她，以及其他妇女，在战争中将不得不担负起许多任务，而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抵制这些行为：没有实体的防毒面具能抵抗战争给我们思想所带来的那种缓慢、黄色、飘忽的侵蚀。

队伍向前略微蠕动了一下。

他们离开了明亮喧嚣的街道，走进了市政厅昏暗的前廊。

不过至少有长椅可以坐。

朱迪拿出了铅笔和纸（她真是个有远见的孩子），开始和托比玩叙事游戏。

当他们排到走廊末端时，首相张伯伦先生已经在地铁电梯里遇到了童星秀兰·邓波尔，而希特勒先生和米妮老鼠在一个更狭小的空间里密谈。

进入市政厅大楼后他们就不玩了。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再次回到阳光普照的街道上：但密涅瓦夫人觉得，那半个小时里她已经和某些事物道了别。

她向停留在她体内的最后一丝老旧谬误的传统荣耀观道了别。

而她所带走的，除了一窝黑色橡胶小猪[18]，还有一系列冷漠的表情，就像快切的电影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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