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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臾之间，历史教师的目光偏移了，它离开了餐厅，越过走廊，登上楼梯，穿过校长办公室紧闭的大门，看见了它意料之中的一切，然后，这目光又原路返回，再一次回到当下，但却带着一种不安的困惑神色，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惶然的惊颤。

是他，是他，是他，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反复对自己说，与此同时，双眼盯着教数学的同事，用或多或少相同的字眼儿，他再次说起那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的比喻性的航行。

这一回，他没有说历史的河流，他觉得时间的河流会更让人吃惊。

英语女教师表情严肃。

她六十来岁，是一位母亲和祖母，并且，和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反，她不是那种轻易嘲笑生活的人。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我们犯错并不是因为我们意图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在错误里发现了一种人情的联接，一种舒适的同盟关系，以及那个自以为了解真相的人会意的眨眼，虽然这个人也仅仅是人云亦云。

当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结束他简短的演讲时候，他发现又一个人被说服了。

英语女教师胆怯地低声说，对于语言也是一样，以这种方式教授它，上溯到河流的源头，也许这样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言说的意义；并不缺少这方面的专家，校长提醒道；但是我不是其中之一，我被要求在真空里教授英语，仿佛从前什么都未曾存在过。

数学老师微笑着说，我猜想这些方法不能用在算术里，数字十就是冥顽不化的数字十，它既不需要先成为数字九，也不会处心积虑地想变成数字十一。

午餐端上来了，话题转向了别的事情。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如今已不再那么确信溶解在校长办公室空气里的隐形在场就是那位银行出纳员。

不是他，也不是旅馆接待员。

甚至没有蓄着那荒唐的小髭须，他想，随即，他在心里苦笑了一下，我一定是失去了理智。

在接下来的课堂上，他一反常态并且毫无目的地，把整堂课的时间都用来谈论亚摩利人、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的立法、马杜克神祇[1]以及阿卡德语言，虽然这些内容与课本毫不相关，这一切使得前一天悄悄对同桌说这家伙看起来沮丧透了的学生改变了看法。

这次，更为激进的诊断是，这家伙要么脑袋里的螺丝钉错了位，要么某根神经短了路。

幸运的是，下一堂给年纪更小的学生们上的课上，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在讲课里，偶然提一提历史电影，依然受到整个班级的热切欢迎，但是乐趣到此为止，他并不讲克里奥佩特拉，不讲斯巴达克斯，也不讲圣母院的驼背人，甚至也不讲无所不能的帝王拿破仑·波拿巴。

应被遗忘的一天，他一边钻进汽车准备回家一边想。

这对这一天和对他自己都不公平，至少，他用自己改革的意见征服了校长和英语女教师，在下一次教员会议上将会少一个人莞尔，对另一个人也不必担心，几小时前我们才知道，他从不轻易微笑。

屋子整洁、干净，床像新婚的婚床，厨房仿佛玩具，浴室散发着洗涤剂柠檬味的清香，一个人只要吸一口气，身体就被擦亮，灵魂就会飘举。

在楼上的邻居下楼来给这个独居男人整理房间的日子，屋子的主人会在外边用餐，因为觉得这样做缺乏对邻居劳动的尊重：弄脏盘子，划燃火柴，削掉土豆皮，打开罐头，以及将煎锅放到火炉上，关于煎锅更是无法可想，它能让橄榄油溅得到处都是。

餐馆就在附近，上一次去那儿时他吃了肉，今天他要吃鱼，变化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够小心，生活很快就会变得单调而可预料，变成一件令人讨厌的事。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总是足够小心。

在客厅正中的小茶几上，堆积着他从影碟店带回来的三十六部电影，书桌的抽屉里放着昨天剩下的三部，眼前任务的艰巨性无与伦比，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甚至不愿将它加诸自己最大的敌人，这个人他尚不知道是谁，也许因为此人年纪还轻，也许他在生活里也同样小心谨慎。

为了消磨晚餐前的时间，他根据原影片的出产日期将影碟整理起来，由于茶几和书桌都摆不下，他决定将它们沿着书架排列在地板上，在左边，年代最久远的，是影片《和任何人一样的人》，而在右边，最新近的一出，是《舞台女神》。

如果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行为与他为之辩护的历史教学方法的理念相一致，以至到了，如果可能的话，在日常生活里实践它们的地步，则他会从后往前地观看这一列电影，即是说，从《舞台女神》开始，到《和任何人一样的人》结束。

然而，众所周知，占据我们头脑大部分领地的传统、习惯和风俗的巨大负荷，毫无怜悯地压迫着最聪明和最革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依然能由大脑的剩余部分产生，如果说在某种情况下，这负荷能够平衡想象力的放诞狂妄，上帝知道一旦失控想象力会将我们拽向何方，同样不可辩驳的是，它们时常能够巧妙地让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服从于某种无意识的趋向，就像一株植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朝着有光线的方向生长。

因此，历史教师将忠实地按照被授予的教学计划讲课，同样也将从前往后观看电影，从日期最早的一部到日期最近的一部，从那我们不必要将其称作自然效果的时代，到如今这个我们称其为特技效果的时代，虽然不知道特效是如何被创造、制造和生产的，我们也总得给它一个无关痛痒的名字。

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刚刚用完晚餐回来，终究他没有吃鱼，吃的是扁鲨，而他并不喜欢扁鲨，这种生活在多沙或泥泞的海洋深处的动物，自海岸到海底一千米的深处，长着巨大、扁平的头和尖利的牙齿，两米长，四十多公斤重，总之，一种最令人不快的动物，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的味觉、鼻子和胃完全难以忍受。

受到了解一种他从第一天起就不喜欢的动物的好奇心的怂恿，他此刻正在从百科全书里收集这些知识。

这好奇来自陈旧的年岁，来自遥远的过去，但只有在今天，无从解释地，才获得了完全的满足。

无从解释地，我们说，然而应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应该知道对此只是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客观的解释，年复一年，除了它的外形、味道和放在餐盘里不变的肉块，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对扁鲨一无所知，然而忽然之间，在某天的某个时辰，仿佛没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他就这样翻开了百科全书，获得了教益。

我们与词语有种奇特的关系。

幼年时候我们学到一些河，在长大的过程里，通过教育、谈话、通过与书本的接触，我们收获到另一些，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严肃地自问是否真正拥有这些词语，相比我们知道的而言，我们对其意义、倾向和喻指确信无疑的却少之又少。

如此，我们断言又否定，如此，我们战胜又屈服，如此我们争论、推断、总结，无畏地漫游在我们只能模糊理解的概念表面，此外，尽管我们在词语的浓雾里摸索道路时假装出盲目的自信，或多或少，我们将彼此理解，有时候，甚至还能够彼此找到。

如果我们有时间，如果好奇心不耐烦地刺中了我们，我们终究能够知道扁鲨所为何物。

从今以后，当餐厅招待员再向他建议这缺乏雅致的食物时，历史教师已经知道如何回答他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居住在沙地或泥疗里的深海动物，然后，再斩钉截铁地补充一句，想都别想。

这段养鱼业的和语言学的冗长插曲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推迟了很久才将《和任何人一样的人》放入影碟机，仿佛他突然驻足在山脚下，盘算着需要花多少力气才能到达山顶。

正如人们说的，和自然一样，叙事者也害怕空洞，因此，由于特图利亚诺·马克西莫·阿丰索在这段间隙里没有做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我们只能即席创作出庶几与场景相契合的时间填充物。

如今他既然已从碟盒里取出碟片，放进影碟机，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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