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3页）

他说，假如我朝这个方向去想，我就可以找出每次父母不说话跟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失间的关联。

就他自己而言，他总是知道每次自己对不起日本血统，他果然就发现父母不再跟对方说话。

我问他，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不乖的时候那样，用一般的方式责骂我们就好了，秋良对我解释，情况不同；他谈的犯错，迥异于平时会让我们受责罚的行为不检。

他指的是，我们让父母失望到连想责骂我们都没办法。

“母亲和父亲，非常非常，很失望，”

他幽幽道出，“所以他们不说话。”

接着他坐了起来，指着当时窗户上半掩的百叶遮阳帘。

我们这些小孩，他说，就像把帘叶系住的绳子。

以前有位日本僧侣这么告诉他。

我们常常不了解这点，不过正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但把家系在一起，也把全世界系在一起。

假如我们不尽自己的责任，帘叶就会散落一地。

我不记得那天我们还谈了些什么，再说，这种事情我不会老挂在心头。

无论如何，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好想跟母亲求证我朋友说的理论，结果我一次也没问成，倒是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叔叔谈起了这个话题。

菲利普叔叔并不是我的亲叔叔。

他刚到上海时，曾跟我父母同住，在我家“做客”

，当时我还没出生，他还受雇于摩根洋行。

后来，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基于“自身与雇主对于中国该如何成长的看法，有极深鸿沟”

的理由，辞掉了公司的职务，这是母亲每次描述的用词。

等我年纪渐长，知道了这号人物的存在时，他已经在经营一家名为“圣木”

的慈善机构了，宗旨是要改善上海中国人区域的生活条件。

他是我父母长年的朋友，不过，我也提过，在母亲热衷反鸦片运动的那几年，他更成为家里的常客。

我还记得常常跟母亲一起去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地点就在市中心某教会的花园里——如今我猜测，应该是苏州路上的“联合教会”

。

我们的马车会直接驶进花园，停在一片果树成荫的大草坪边。

在这里，尽管四周传来大都市的噪音，气氛却相当宁静，母亲下了马车会停下脚步，抬起头说一句：“空气，这里纯净多了。”

看得出她的心情变得轻松，而且有时候——假如来早了些——我们就到草地上玩游戏，打发个几分钟。

如果我们玩的是捉人游戏，在果树之间穿梭，母亲常常会跟我一样兴奋地欢笑尖叫。

记得有一次我们玩到一半，她看见有牧师从教堂里出来，便立刻打住。

我们文静地站在草坪边，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还跟他寒暄一番。

可是一看他走掉，母亲马上转身朝我蹲下来，与我共谋似的噗嗤一笑。

这种事可能不止一次。

总之，我记得一想到母亲也会跟我一样，参与一些会被“教训”

的事情，心里就觉得好奇妙。

那些在教堂墓园里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光，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层面，才让我永远有些特别的感觉。

在我记忆中，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总是乱七八糟，到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堆堆的报纸，甚至还有零散的抽屉匣，里头仍装有东西，摇摇晃晃地叠成小塔。

我猜想母亲不会准许房间搞成这副德性，不过每次形容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她都只用“温馨”

、“忙碌”

之类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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