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携之物

基兰加，1959年

利娅·普莱斯

我们从佐治亚州的伯利恒来，把贝蒂妙厨蛋糕粉带进了丛林。

姐妹们和我都指望在这十二个月的传教期内每人过次生日。

“老天都知道，”

母亲预言道，“刚果是不会有贝蒂妙厨蛋糕粉的。”

“不管我们去哪里，都绝不会有人做买卖。”

父亲纠正道。

他的语调表明母亲没能领会这次传教的精神，她对贝蒂妙厨蛋糕粉的担心使她和那些钻在钱眼里的罪人成了一丘之貉，耶稣最烦这种人，后来一发火，就把他们赶出了教堂。

“不管我们去到哪里，”

父亲想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些，“都不会有‘PigglyWiggly’这样的超市。”

显然，父亲认为正是这一点帮了刚果的大忙。

而我只要往这方面稍一寻思，就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当然，母亲并不想和他唱反调。

但一旦明白了再也没有转圜余地，她就会跑到客房里，把她觉得所有能让我们在刚果勉强度日的尘世之物都摆开来查点一遍。

“都是给孩子们用的，最低限度了。”

她整天就这样压着嗓门咕哝着。

除了蛋糕粉之外，她还积存了十几罐安德伍德牌火腿肉；蕾切尔的象牙色塑料柄手镜，镜背是戴着扑粉假发的女子像；一只不锈钢顶针；一把挺好用的剪刀；十几支2号铅笔；许许多多创可贴、止痛片、止痛搽剂；一支体温计。

现在，我们到了，拖着这么一大堆安全运抵却派不上用场的色彩斑斓的宝贝。

我们的货物几乎原封未动，只有止痛片被母亲拿了出来，顶针被露丝·梅掉进了茅坑。

然而，我们从家里运来的这些补给品似乎已经成了往昔世界的指代：它们显眼地杵在那儿，在我们的刚果之屋里，犹如灯火通明的派对上的装饰品，被无处不在的泥土色的背景衬得十分突兀。

当我凝视着它们时，雨季的光线照进我的眼眸，刚果的沙砾亦嵌入我的牙缝，我已几乎回想不起原来那个地方——在那里放上这些东西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只记得一支黄色的铅笔，还有一只放阿司匹林的绿瓶子，就挤在架子高处的许多绿瓶子中间。

母亲想要完备地考虑每一种紧急情况，比如饥荒和生病。

（一般而言，父亲也赞同紧急情况一说。

因为是上帝将预见的能力唯独赋予了人类。

）她从我们的外公巴德·沃顿医生那儿弄到了一大堆抗生素。

外公得了老年痴呆症，总喜欢光着身子往外跑，但有两件事仍干得很漂亮：赢棋，以及给我们写处方。

我们还带来了一口铸铁煎锅、十包酵母粉、锯齿剪刀、从一把短柄小斧上卸下来的斧头，以及一把铲茅坑用的折叠式工兵铲，七七八八一大堆。

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得随身带来的全套文明之恶。

来这儿，即便只带上最低限度的行李，也是场考验。

就在我们觉得已经全部准备停当、预备动身之际，没承想却得知泛美航空越洋航班只允许带四十四磅行李。

每人四十四磅，多一克都不行。

唉，我们都被这个坏消息打击得垂头丧气！

谁能想到现代的喷气式飞机还会限重？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都加到一起，包括露丝·梅的箱子——幸好，她虽然还小，但也能单独算一个人了——结果超重六十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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